江山代有才人出
千百年来为人鄙视的艺人，现在也被收入了皇皇辞书。这说明江山代有人才出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不可能无所不求，无所不知的。于是工具书就成了我们不可离之须臾的良师益友。可惜的是这样的师友太少了。就以当代人物专门辞典来说，过去还很少见。解放初期，百端待举，无暇顾及。多年政治运动连绵，风云变幻不定，昨是今非，今非昨是，为人立传也就成了讳莫大焉的禁区。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气象一新，坚冰打破，专业人物辞典相继问世了。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家辞典》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以旧有惯例推想，大概不外收录了梅兰芳、徐悲鸿、聂耳等已作古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的大师巨匠的小传。然而当我翻阅目录的时候，却出乎意外地看到，原来还收录了曲艺、杂技艺术家。这些在旧社会撂地、闯码头，以卖艺糊口，与乞丐同流，现在仍为个别人所鄙视的艺人，也堂堂入典了。这篇翻案文章做得好，应当标这个新，立这个异，破一破千百年的传统观念。这应当说是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
过去我们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活人不能入典。未曾盖棺如何论定呀？将来他再犯了错误如何处理呀？艺术上还没完全成熟呀……无穷的忧虑，拒活人于典外。即令盖棺以后，也必须是第一流艺术家、学者才有入典进书的殊荣。而几亿人中有成就的万千艺术家，尤其是民间艺人、地方戏演员，一旦去世，声名也就埋没随百草，逐渐湮没无闻，甚至后来除一个乡土艺名之外，连他的姓氏、名讳都无从查考。数年之后，就会有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某某是男是女啊？是哪一朝的人啊？每每遇到这种天真的发问，我总感到一种对亡故艺术家的无限惆怅。翻翻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文苑传、文艺传、方伎传等。青史一页，记下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而今天我们不是应该作得更多更好些吗？趁艺术家还健在，材料比较容易收集、查证的时候，何妨为他们写上一笔呢。何必一定要到身后，再去访故旧、翻资料，来一番事倍功半的考证工夫呢。《中国艺术家辞典》收录的大多是健在的艺术家，有的还是风华正茂，目前活跃于艺坛的好角。辞典的编者、出版者办了一件好事，这是应当为当代艺术家们庆幸的。
《中国艺术家辞典》已经出了现代部分第一、二分册。看来还要出几本。由现在的两册推算，将来这部辞典恐怕要收录到两三千人。谁说中国的“家”少呢？看，不是人才济济、争奇斗艳吗！面对这样的艺术大军，不禁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爱国之情和民族的自豪感。进而又使我联想到一种传统看法：好象不到胡子一把，皱纹纵横，鬓毛已衰的年岁是不能称家道师的。老师在上称曰“家”，弟子在下只能称“者”、“员”。自然科学界似乎还好些，因为成就造诣是可以上“天平”见“斤两”的。社会科学、艺术却比较难，所以资历也往往更压人。国外年轻的“家”们比比皆是，而独于我们却成了凤毛麟角的珍品。自然科学不了解，至于艺术家，外国的就硬是比我们量多质高吗？实在不敢苟同。何况有些艺术又是我国独有的“土特产”呢。要振奋民族精神，就不能妄自菲薄，作茧自缚。在这方面《中国艺术家辞典》敢于解放思想，放宽尺度，不拘一格网人才，作了可贵的尝试。
这部辞书一九八一年一年之内就出了两本，按目前出版周期看，成书之快，也是难能可贵的。能够做到这点的原因之一是，编写者不挂什么显赫的招牌，志同道合者三五，埋头苦干地工作，人少，扯皮的事少。又是艺术界的“局外人”，宗派的嫌疑与成见也少，不需为搞平衡学而旷费时日。按材料收集完备之先后入书，不以名气之大小顺序入座。这样就避免了一人挡道，万夫莫进的弊病，必然加快了编写、出版的速度。当然，快就容易出纰漏，是局外人就难免不知情，何况又涉及到这么多门类、这么多人物，因之鲁鱼亥豕，错误不当之处是不能为编者曲讳的。
学走路就要摔跤，尝试就难免有失误。即令这是一个稚弱的婴儿，但总算有了一个呱呱坠地的生命。我期待着后天的调养，使之得以健康成长，功德更加完满。
（《中国艺术家辞典》现代一、二分册，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月第一版，1.36元，1.45元）
品书录
吴祖光
原始思维的新认识
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曾被认为是反科学作品，实际上它提供了对原始思维的新认识
过去，人们常常以为原始人的思维是和我们现代儿童思维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以为现代个人从幼到老的心理发展重演着人类精神从远古至现代的历史发展。这种观念在十九世纪非常盛行。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里，都可以看到这种见解。
然而，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布留尔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原始思维》这部书中，他以对落后社会的大量调查研究的材料为基础，指出：原始人的意识是完全社会化了的，原始社会中的个性完全受集体表象的支配，从原始人最年幼时期就加到了他们身上；它们与个体心理学无关。“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收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到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第70页）列维—布留尔把这种特征称为互渗律。这就导致了原始思维与现代儿童思维的重大差异。比如说因果观念，现代儿童初期的因果观念常常犯把原因和前件相混淆的错误，他们常常仅凭二事件在时空上的接近就视作因果关联；但是原始人则不同，原始人常常能在时空上相距极远的现象中、在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去寻找原因和根源的地方，产生因果联想。比如他们可以把一次旱灾归咎于传教士的衣帽。托儿所的幼儿也许会把食物归因于铃声，但他们决不会象原始人那样，以为食物是几个月前一次流星的结果。应当肯定列维—布留尔的这种见解还是具有相当科学价值的。现代心理学否定了美国心理学家霍尔提出的个体心理发展复演种族心理发展的“复演说”理论，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列维一布留尔的看法。
当然，列维—布留尔的许多见解还是有争议的，或是已经被修正或被否定。比方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就不同意列维一布留尔所提出的原始民族语言在本质上不同于和低于现代语言的观点。毕竟，《原始思维》是五、六十年前的著作了，科学在进步着。但是，由于这部书根据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分析和思考，这就使得它不仅成为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必读经典，而且对其它一些学科也不无裨益。
曾经一度，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们指责《原始思维》是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张目，全盘否定其科学内容。我国理论界也长期不对这部著作加以介绍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实际上，这部书对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种志学的研究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值得一读。
（《原始思维》，〔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2.0元）
品书录
赵前
历史的足音
从近出两部蒙古史著作中，可以谛听到这个马背上崛起的民族的历史的足音
十三世纪初叶，一个从马背上崛起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此它和它的首领成吉思汗，便为世人所瞩目了。探索这个民族的起源、繁衍、强盛，研究这个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成吉思汗的传奇性事迹，就成为中外史学界一些学者们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秘史》，一向被国际蒙古史学界称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文献之一。这部重要的文献性历史著作的出版，为我们探寻蒙古民族的历史足音，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蒙古秘史》是十三世纪中叶我国蒙古族用自己的文字——畏兀儿古蒙文写下的一部近三十万字的历史、文学巨著。全书以文学的语言、编年的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十二、十三世纪前后蒙古游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历史。《蒙古秘史》的原本早已失传，经明代学者重新编译的版本也至今尚未发现，现在流传于国内外的版本都存在着较严重的错讹。年逾七旬的达斡尔族学者额尔登泰和蒙古族学者乌云达赉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以《四部丛刊·三编·元朝秘史》为底本，经严密校勘，纠正了千余处错讹。新出版的《<蒙古秘史>校勘本》是自《秘史》问世以来国内外第一个校勘本。这将使中外学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一珍贵的典籍。
另一部值得重视的蒙古史著作是首次被译为汉文的《世界征服者史》，这是来自古波斯的历史珍卷。七百多年前，这本书的作者波斯人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和其父、兄都先后在当地建立的蒙古汗国服务。志费尼曾是蒙古宫廷派驻乌浒水（今阿姆河）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这个职务使他能够得天独厚地随着阿儿浑到处视察、旅行，他曾数次入朝，并跟随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参加了征服阿刺模忒堡的战争。志费尼知识渊博、苦心治史，他将在各地寻访时搜集到的大量丰富的史料和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记录整理起来，撰成此书。全书共六十余万字，并有十余幅珍贵的插图和地图。志费尼是第一个翔实地记述成吉思汗西征过程的史家。他在书中热情赞誉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耐力和严明的纪律，并十分赞美成吉思汗的军事才能。他风趣地说：成吉思汗才智过人，如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也会甘心做他的学生，在攻略城池时，会欣然采用成吉思汗的种种妙计。《世界征服者史》在世界史学名著中负有名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的汉译本的首次出版，将为我国丰富的史学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蒙古秘史>校勘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第一版，8元。《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册），〔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第一版，3.75元）
品书录
方小翔
“性灵说”的功过
通过《袁宏道集笺校》，人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性灵说”的功过
袁宏道著作宏富，可是三百多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经过悉心整理、校对、编年的理想刊本，因而使对其作品和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存在不少困难。近出钱伯诚笺校的《袁宏道集》，则择善本为底本，将作品全部按年按集重编，使其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并博搜广稽史料，加以精心笺注和校刊，纠正了不少错讹。
中郎只活了短短的四十三岁。但明朝中期横扫前后七子复古理论，开有明文坛一代新风的公安派“性灵说”的创立，却主要是他的功绩。
明朝自永乐以后，三杨“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在其影响下，作品内容贫乏，篇章冗长，文风极为庸俗。弘治中，由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起而变之，树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取代了“台阁体”的统治地位。至嘉靖中，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继而和之，把前七子开创的复古运动推向新高潮。但是，他们那种“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的文学退化论，又将文坛引入涂泽字句，剽窃摹拟，钩棘篇章的死胡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段很光辉的背景。
“轻巧”和“本色”是中郎提倡的“性灵说”最动人之处。“轻巧”就是要摆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将文学创作引入绝境的“清规”，将自己心中由情由景而发的一丝“灵感”，用轻松、随和、朴实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轻巧”较多地是指形式，“本色”较多地是指内容，即中郎经常说的“真”、“质”、“淡”、“趣”，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公安派作品特有的艺术风格，出现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序小修诗》）的艺术效果。中郎将“真”、“质”、“淡”、“趣”看作性灵的真正体现，把达到这些标准看作作品的最高境界。联系到当时文坛那种抄袭模仿、矫揉造作的恶劣风气，中郎“性灵说”的这一整刷之功，是不能抹煞的。就如钱谦益所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要对“性灵说”做出中肯的、符合实际的科学评价，并不容易。本书的笺校者认为，“性灵说”有它的确定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我们不能因为三十年代林语堂们曾借袁宏道的“性灵”，为他们逃避民族危亡作掩护，就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但同时也应看到，“性灵说”也有其消极、遁世、追求闲情逸致的一面。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当然，要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视野还应该扩大。应该看到，“性灵说”的提出，除了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原因之外，也深刻地反映了明中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的乱世前夜所感到的空幻和<SPS=0362>徨。朝鲜战事，倭寇骚扰，矿税如虎，民众积怨，内阁倾轧，阉宦专权，这一切变乱纷争都是那样的频繁、剧烈，后果都是那样的严重与不可理解。固有的尊卑、秩序，神圣的天理、伦常，在剧烈变动的历史环境中，变得虚幻和不可信了。这就是从王阳明经李卓吾到袁宏道，整整两三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一次次痛苦的思索、<SPS=0362>徨，而最终陷于无望绝境的道路的广阔历史背景。从王阳明的“良知”到李卓吾的“童心”，再到袁宏道的“性灵”，可以看出一条唯心主义的哲学潮流在成为这些思索着的人们的内在动力。同处于危机的封建王朝休戚与共的这些人要寻求出路，程朱完美的外在天理解释不了崩溃着的外在世界，所以他们只得转向内心，在虚幻的心理平衡中获得安慰。这是明中期思想史上颇值玩味的一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从《笺校》为我们展现的思想发展脉络看，中郎具有广博的哲学修养。他对理学，心学，尤其是佛学都进行过刻苦的钻研，有相当的造诣。这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比起程朱陆王来，他还明显地缺乏深沉的哲学思辨。所以，正如笺校者在前言中深刻分析的那样：“袁宏道诗文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含蓄，也可以叫作深度不够，而浅露正是文学艺术的大敌。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想所决定的。”公安派“性灵说”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之后，迅速演变退化，其原因固然很多，而从理论上看，这也许是一重大的欠缺之处。
（《袁宏道集笺校》（共三册），钱伯诚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6.85元）
品书录
忻路
一部开先声之作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论著还较少见，陈<SPS=0740>的新著可谓一部开先声之作
多年来，西方现代派文学一直被人认为是反动、颓废、没落的东西。近年来它又时来运转，被有些人认为好得不得了，似乎表现当代社会生活非走现代派的路子不可。于是乎，又有人想走回头路，认为根本不应介绍进来。这种忽臧忽否的走极端，说明我们对于现代派文学研究还过于薄弱，亟待加强和提高。
陈<SPS=0740>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是作者多年从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成果的结集。作者注重研究评论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的有关论文，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是作者研究现代派文学所遵循的原则。他批评了那种把自己熟悉而别人不了解的或者自己了解而别人并没有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那种首先进行道德上的评价而无视历史发展必要性的道德化批判，以及片面化、绝对化的观点，注意把现代派文学放到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研究。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经济危机的接踵而来，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风起云涌，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动摇，强调个人价值、追求个人自由、怀疑一切权威的自由意识的兴起，这一切使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些有识之士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动乱和个人精神状态的疯狂中看出了现代社会的危机，提出了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着崩溃这样的重要问题，却又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巨大的阶级偏见，看不到历史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痛苦、绝望和虚无之中。这正是现代派文学应运而生的社会条件与思想基础，决定了现代派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它揭露和抨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但是批判者的意识本身也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体现了危机时代寻找出路的艰难。
社会历史内容的分析并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内容。不能只研究作品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内容，把文学批评变成了社会学批评和政治批评。这是陈<SPS=0740>所恪守的另一条基本原则。他善于联系思想意义分析和研究现代派文学的审美特征。认为现代派美学意识的中心主要是强调真，并不认为真善美是必然统一的整体。美和善可以是假的，丑和恶却可以是真的。所以他们在作品中高度抽象掉现实生活的具体性和直感性，径情直遂地表现现实生活本质上的荒谬，从而把荒谬这样的抽象概念表现为一种高于现实又支配现实的最高真实。以喜剧的态度处理悲剧的内容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独特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使原来崇高神圣的一切分崩离析，变得虚假可笑。现实的悲剧转化为历史的喜剧，导致悲剧精神的消失和喜剧精神的抬头，反映在现代派文学中就是嘲讽发展为悲喜剧交汇的“黑色幽默”。书中对意识流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意识流方法就是多层次表现人物有意识以及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和事件发展的新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它又不仅仅是一种表现的方法，而是对人和现实有了不同以往的了解的结果，即采取比较符合自然的态度恰当地认识人自己，包括认识人心中那些无意识的东西。这些说法当然也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从审美意识、功能、形式、手法探讨现代派文学艺术实践的得失，不仅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和评价现代派文学，而且也是评论现代派文学的探索性突破。
读完全书，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也还有些疑问。例如现代派文学的主导倾向究竟是什么，危机的批判还是批判的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作用究竟有多大，推动了历史前进抑或仅仅引起深沉的思考？把世界归结为荒谬究竟是怎样的艺术真实，一种深刻的真实还是过于折射的真实？意识流方法实质是什么，特殊的典型化手段抑或更多地倾向于自然主义？恐怕这都是值得琢磨和探讨的。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陈<SPS=0740>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1.00元）
品书录
张煜
还他一个真面目
对徐志摩诗作评价不一，近出《徐志摩诗集》有助于还他一个真面目
徐志摩的一生，象倏尔即逝的流星，极为短暂。如果计算一下“诗龄”，大约不过十年。他留下的作品，也并不很多。他生前自己辑印过《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三本诗集，死后友人又给他编了一本《云游》。但是他的作品引起的反响却不小，褒贬毁誉，说法不一，从他去世一直延续到今天。茅盾在一九三三年写过一篇《徐志摩论》，认为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茅盾具体地分析了徐志摩诗歌创作在思想上每况愈下的趋势，并从诗人的生活、信仰上掘出症结，而归结到历史的必然造因：“百年来的布尔乔亚文学已经发展到最后一阶段，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缥缈的内容而外，不能再开出新的花来了！这悲哀不是志摩一个人的！”接着，茅盾又指出：“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这些评价我以为是正确的。
在这以后二十多年，对徐志摩诗的评价有很大变化。一九五六年，一本现代文学史略在评价徐志摩时，说了一句“他终于在‘怀疑、颓废’中睁开了眼睛，要看一看这‘劳苦社会’，总还是好的。”不久就受到了批评，作者还因此而有了一段坎坷的遭遇。此后，思想是“反动、腐朽、悲观”，艺术是“一派洋腔洋调”，这些似乎成了对徐志摩诗的盖棺论定。
在这种状况下，读者所能见到的徐志摩的诗也就是《别拧我，疼》、《西窗》、《我不知道风……》等可怜的几首。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似乎这就是徐志摩诗的整体形象了。直至近年来一些报刊选载了徐的另一部分诗作，才使读者见到了《谁知道》、《先生！先生》这些描绘了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和《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比较富于艺术性的诗。当一些读者了解了哀吟过“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热切地盼望过中国有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婴儿》），也曾“为要寻找一颗明星”去憧憬幻想过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从疑窦开始，来一个否定的再否定。甚至个别人把“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调子看作是诗的最佳音了，这是历史的反拨，却也有其片面性。
这次徐志摩全部诗作的编辑出版，让我们首次看到一个完整的徐志摩，真实的徐志摩，这为开展对他的“历史的衡量和批判的估量”无疑是有益处的。
徐志摩的诗不仅在思想上值得探讨，艺术上更值得借鉴。他的十年的诗的生涯，也正是他十年的诗的追求。如朱自清所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因为这个缘故，卞之琳曾评论他的诗是形成中国新诗大海的一条不可忽视的江河。艾青则认为他“在诗坛上的影响比闻一多大。”
徐志摩自小便有很好的古典诗词的修养。青年时又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他的诗融合中西，自成一格，结构整饬而多变，讲究色彩和音乐感。如《再别康桥》寓谨严的章法于起伏多变的情绪之中，以及《消息》对象征手法的恰当运用，和《雪花的快乐》的那种音乐旋律感，在新诗创作艺术中都有其独到之处。
对于徐志摩诗歌艺术的深入研究，无论对于理出新诗六十年发展的脉络，还是为今天新诗的发展取得借鉴，都是极有益处的。
（《徐志摩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0.91元）
品书录
钟文
文化交流史的一页
读了《域外词选》中的优秀词章，仿佛看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页
《域外词选》，编选了日本、朝鲜、越南、伊朗词人的汉文词章共一百九十五首。选编、出版外国诗人填写的汉文词作，这还是第一次。
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音乐文学形式。创作词章，一要通音律、晓四声，否则不能合乐歌唱或者读起来也要折喉拗口；二要熟悉词章的遣词造句，否则即成长短不葺之诗；三要体会、表达词章特有的意境，否则没有“词味儿”。词章的思想、手法、流派暂且不论，以上三条则是创作的必备条件。因此，不是受汉文化养育的外国作手，填写起来一定有很多困难。然而，细读了《域外词选》即可发现，绝大多数作品不仅音律协美，句韵精当，而且在意境的开拓上，也时出妙语。如日本词人森槐南《沁园》之“美人筝影”四字、越南词人白毫子《摸鱼儿》之“酒醒人远昏钟动，但见满天风雨”十三字皆嚼蕊吹香，可堪玩味。
日本词始于公元八二三年嵯峨天皇和唐张志和的《渔歌子》五首，夏承焘教授称之为日本词学的开山之作。五首词上距张志和原作仅差四十九年，日本神田喜一郎教授认为“那时候，不是很有可能连同‘歌腔’一并传入的吗？”神田喜教授的分析是有根据的，日本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由唐土传去的燕乐。嵯峨天皇的作品，连同有智子内亲王、滋野贞主的和词共十二首，都注明每歌用某字的字样，足见当时是何等注重倚声了。唐乐在我国早已失传，就《渔歌子》一调来说，也早在北宋就已经失传，苏轼不得不以《浣溪沙》歌之，黄庭坚也不得不以《鹧鸪天》歌之了。朝鲜词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就手边的《词谱》看，《高丽史·乐志》中专有一章《宋赐大晟乐》，看来，词章对朝鲜发生影响，至少不迟于北宋。大晟府是北宋徽宗崇宁四年（一一○五）创立的全国最高的音乐机构，专司保管、整理旧乐和创制新腔的任务，相当于汉代的乐府。当时词章的进入朝鲜，一定是连歌腔一并进入的。宋朝的歌腔在我国也早已失传，后人填词，只好倚文字四声而填入。如果这些歌腔在日本、朝鲜或其他国家发现，那就正如神田喜教授所说，是难得的文化瑰宝了。
繁盛的汉民族文化，自古就以其非凡的艺术魅力吸引和影响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并给他们增添了色彩。同时也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养料，相互学习，相互发展。就这个选本看，虽袭用汉词的声律，所用典故也多由汉诗词中化来，却能够自具性情，活泼多样。比如，日本词人日下部梦香的《青玉案》“江村春感”和野村篁园的《青玉案》“暮春书感”都是用贺铸《青玉案》词的韵，也同样是写春天的闲愁，却能各得情趣，互有警句。朝鲜词人李齐贤的《人月圆》，虽然副题是“效吴彦高”，却是抒自己的吊古之情，只是体效吴激而已。
选本中呈现出不同时期的作手尽量赶上当时我国流派的趋势，可见当时文化交流之迅速和频繁。如越南词人白毫子，他主要创作时期可能在道光、咸丰和同治前期，当时浙江派余波未泯，创作上追求艺术形式美，白毫子也力求清空妥溜，刻意在姜夔、张炎之间。读了这个选本，可以想象我国民族文化的横向发展，可以看到我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感。
编选者夏承焘教授是位耆学的长者，又是解律的选家。这部开山之选成稿于三十年前，经过十年内乱，保留至今，也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目前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词的总集有《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钞》等，我们盼望着《全域外词》的编辑、出版。
（《域外词选》，夏承焘选校，张珍怀、胡树森注释，书目文献出版社《文献丛书》之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0.75元）
品书录
冯统
值得称道的工作
书刊日多，信息激增，努力出版各种年鉴工具书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工作
书籍、报刊，可以传达信息。现在书报上信息量远比过去增加，一个专业工作者已经很难遍读所有有关书刊，了解一切信息。因此，这一、二年有关出版社纷纷出版年鉴，总结、概述一年来本学科的主要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出版的是《中国历史学年鉴》，随后，《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经济年鉴》、《自然科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北京文艺年鉴》、《人民手册》等相继问世。《中国百科年鉴》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年鉴，它内容丰富，材料具体，数据准确。它吸取了国外年鉴编辑的一些长处，较全面地收集和记录了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类目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出版年鉴》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反映全国出版工作情况的大型年鉴，它收集了我国每年以出版物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化成果，不仅介绍了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的简单情况和规章制度，而且还刊载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影响较大的出版物的评介文章，“全国图书简目”为有关人员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历史学年鉴》在我国属于首创，它采用断代和专题述评的方式，将一年中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和重要情况分门别类予以报道，集中反映了本年度内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和进展；同时也报道学术研究动态，介绍全国的史学教学研究机构和现代已故史学家等。书后的全年史学论文和书目索引，极便检索。去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第一次提供了我国过去一年比较全面的经济概括和统计资料，还简要地概述了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基本情况和统计资料。《自然科学年鉴》是自然科学类的综合性年鉴。《人民手册》属新闻年鉴，主要是反映一年内国内外大事。以上各类年鉴的相继问世，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和热切关注。《中国历史学年鉴》一九七九年版出版后，香港很快翻印出书。日本学者大山茂在日本发表文章称赞《中国出版年鉴》是“一个书籍之国继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解放后又经过多方面的考验，积存下来的潜力在此结下的丰硕果实。”《中国经济年鉴》极为国内外经济学界注意，它的一九八一年版将在港、澳同时出版，并翻译成多种外文本。
我国近年出版的这几种年鉴，大都是开创，编辑经验难免不足，再加仓促成书，有些地方似乎还值得研究、改进。
年鉴收录内容根据各自特点来决定，自难一致要求，但我认为有三条原则必须考虑：一是搜集求全；二是取材求精；三是检索求便。已出版的几种年鉴，不用讳言，跟这三原则还有一些距离。《中国历史学年鉴》只有中国史而缺少世界史；有关教学、研究机构介绍采取分年刊载，一时难见全貌。收入的《年表》、《年号通检》之类都不应属于年鉴而是手册的范畴。《中国出版年鉴》中缺少各学科一年内出版物综合述评文章，而这样的文章有助于读者对年度内各学科出版物的了解。在一九八○年《出版年鉴》的“图书评介和概述”中自然科学图书仅为社会科学图书的五分之一强，比例过少（实际出书种数，自然科学图书超过社会科学图书），一九八一年虽有改进，仍嫌自然科学图书不足。《中国百科年鉴》的有些专文内容失之空泛。《中国经济年鉴》第V部分的经济论文篇幅过于庞大，而且多数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此外，它还以大量篇幅收录了会议公报、决议、领导同志讲话、党章、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共青团、少先队等资料，显然并不必要。年鉴的述评文章与期刊的争鸣文章应有区别，一定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而《中国历史学年鉴》（一九八○年）有些述评似乎还不够全面，一九八一年年鉴稍有改进。在检索上，除《中国百科年鉴》在书后附有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的索引外，其它均无索引，读者检索不便，而且类目较为庞杂，条目有些不清，缺乏系统性，如《中国历史学年鉴》学术活动动态，全国性的与地方性的似可不必分为两栏记载。《中国经济年鉴》的目录层次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深信，随着年鉴编选经验的积累，这些缺点自将陆续克服。
（《中国出版年鉴》，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第一版，7元；《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2.85元；《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8.40元；《中国经济年鉴》，《经济管理》杂志社一九八○年第一版，15元；《自然科学年鉴》，上海科技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版，3.35元；《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版，5.10元；《中国农业年鉴》，农业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13元；《人民手册》，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版，5元）
品书录
张林娜
评西方物理学教程的哲学观点
为了实现“四化”，我们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翻译出版了国外许多重要的科技书籍，其中包括一些在西方读书界享有盛名的大学物理学教程，这对促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都是极为必要和有益的。但是我们在教学或阅读中，往往忽视了这些著作中的错误哲学倾向，以致于它可能同物理学知识混杂在一起，潜移默化地进入我国广大读者的世界观中。
尽管西方一些物理学家声称物理学同哲学是不相干的，但他们的论著毕竟还是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哲学为其背景。爱因斯坦就曾指出过，今天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不过“他们都倾向于坏的哲学”。爱因斯坦举逻辑实证主义为例，认为这是从物理学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目前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变种操作主义在西方科学界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一些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的供大学生命科学和理工科学生使用的物理教程，就是站在这种哲学立场上写成的。
西方物理学教程的哲学观点，往往首先流露在第一章有关物理测量和物理量的陈述中。各种哲学学派在这里产生分歧，形成交锋和对峙的局面，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所谓测量，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物质与意识、客体与主体的关系，而现代物理学在哲学上的根本之争，归根到底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尽管逻辑实证主义总是企图“超越”这种对立，“取消”这种对立）。
美国物理学家A.H.克罗默在他的大部头著作《生命科学用物理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就陈述了他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立场：“物理学是研究事物可量属性的。……物理理论的目的，就是使测量结果相互关联。”（中译本，第1页）“物理学研究能够测量之物。……然而，在物理学中，测量本身就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诸如长度、时间或温度这些特定的概念，只有通过其测量方法来理解。定义事物的这种手段称为操作。操作的运用避免了把无根据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强加于概念，同时也避免了引入可能是错误的涵义。”
克罗默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他用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一个专门术语。这个哲学学派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类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经验，尤其是感性经验；认为在经验之外还存在一个（照他们的提法是“假定”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的客观外部世界这一唯物主义，便是一种“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必须加以摈弃。
为我国广大理工科学生熟悉的美国物理学家D.哈里德和R.瑞斯尼克在他们合写的《物理学基础》一书中，也陈述了与克罗默相同的哲学观点：“为了物理学的目的，一些基本量必须定义得清楚而且确切。有一种看法是：当一个物理量的测量程序规定以后，那末它的定义也就给定了。这种看法叫做操作观点，因为在这里，物理量的定义归根到底是一组用来导出一个带有单位数字的实验室操作；这些操作也可以包括数学运算在内。……基本量的数目，应该是能融洽一致地和明确地描述物理学中所有各量所必需的最小数目。”（中译本，第1页）
逻辑实证主义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维也纳形成的一个自然哲学流派，所以也叫维也纳学派。它的代表人物（如石里克、卡尔纳普、冯·米赛斯等）都是一批具有深厚自然科学知识根基的哲学家，或本身就是具有强烈哲学倾向的专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个学派的中心移到了美国。所谓操作主义，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同美国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它是由著名的美国高压实验物理学家、一九四六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P.W.布里奇曼（一八八二——一九六一）创立的。他创立这个自然哲学学派的企图，是想从一种新的哲学立场来重新认识现代物理学的本质和逻辑结构（他的主要著作为《现代物理学的逻辑》，一九二七；《物理理论本质》，一九三六）。
正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公开宣称的那样，他们是以马赫的哲学为其思想指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如下一些主张：
一、只有直接的感官印象才被认为是实在的；凡是不能被感觉证实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无意义的，必须加以拒斥的“形而上学”。
二、物理概念（诸如物体的电荷、温度、质量和长度等），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它们只不过是一组操作而已。物只是操作的总和。相信仪器之外有物存在，就是一种“迷信”，一种“形而上学”。物理理论所描述的，并不是物理世界，而仅仅是测量操作和仪器的读数。或者按照布里奇曼的观点，物理概念的内容不是取决于物体的属性，而是取决于我们实现该概念的操作。物体的“属性应在操作中去寻求自己的意义”。
三、理论的作用在于根据尽可能少的假设，简明地描述尽可能多的实验。
把上述论点同克罗默和哈里德等人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对照，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正是忠实地站在这种自然哲学立场来撰写物理学教程的。因为这些教程的共同特点，不是开宗明义地提出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不同形式的物质基本结构，而是声称“物理学是研究事物可量属性的”；测量本身，以及使测量结果相互关联起来，才是物理理论的目的。在持操作主义立场的物理学家看来，真正的物理实在（客观物理世界）并不存在于科学实验活动之外，而仅仅是许多实验结果的总和而已。或者按操作主义最露骨的话来说，“物”只是仪器操作的总和（这完全是马赫论点“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的翻版）。
在他们看来，所谓自然规律，只是描述实验装置上的读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通过现象去掌握它背后的实体；物理学只是把感觉间的关联作形式上的描述。现代物理学研究的不是原子的本质和构造，而是研究我们观察时所感觉到的现象。一句话，世界仅仅是我们的感觉，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意识的产物，而不是客观自然界的模写。
毋庸置疑，上述观点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具有经验主义的一切特征。当然，对于这些露骨地否定外部世界存在的唯心主义论调，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物理理论是自然界的近似于忠实的反映。自然界，外部世界的存在，决不依赖于感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在人脑中的近似于正确的反映，这就是我们一贯要坚持的唯物主义。
关于马赫哲学，列宁对它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一一引述。可以一说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马赫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一直遭到西方一些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其中以普朗克、爱因斯坦和A.索末菲等人为代表。一九○八年，普朗克曾发表过公开同马赫主义决裂的讲演，震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和哲学界。普朗克曾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尖锐地指出：“自然规律决不会受人类头脑的影响。相反，在地球上有任何生命之前，这些规律早就存在了，并且在最后一个物理学家死了很久很久以后也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在感觉世界的后面还有另一个实在世界存在。实在世界是独立于人类之外而存在的……”（《新物理学的世界图景》，德文版，第1页）在这场论战中，现代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都站在普朗克一边。在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看来，马赫哲学企图把自然规律贬低为纯函数的关系式，并把自然科学说成是“把我们的思维去经济地适应我们的感觉”这样一种学问，这是不利于自然科学健康发展的。
诚然，也有一批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倾向于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立场的，如海森伯等人。而操作主义者（比如布里奇曼）强调操作在形成物理概念中的作用，导致提高科学的严密性，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操作主义对一些物理学家的诱惑力恐怕亦在于此）。但是它声称操作创造物体（客观世界）的属性，却同我们发生了根本分歧。我们认为，物理实验工具操作并不创造物体属性（物不是操作的总和），而只是有助于近似正确地反映它，揭示它。
物理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无穷）的抽象去阐明物质（或物理对象）的特性，但是这些抽象在任何时候仅仅是近似地、有条件地把握了物质的本质。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总和的大海中增添新的一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同当代西方一些物理学教程所信奉的操作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是不相容的。
我们不能同意这些作者把自然科学贬低为只能描述感觉的复合，把我们的思维贬低为只能经济地去适应我们的感觉这样一种没有出息的把戏。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科学理论一级一级无穷的阶梯，去无限接近客观物理世界。
这里还应当提到一九四九年爱因斯坦同布里奇曼进行的一场著名的论战。布里奇曼企图站在操作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相对论的内容，但爱因斯坦却声明，他对物理认识本性的见解同操作主义是有分歧的。从这两位物理学家的对立中我们不难看出，分歧势必要涉及到对物理理论特别是对理想实验的评价问题。因为操作主义就是经验主义，所以布里奇曼认为理想实验同操作主义的精髓——“未经操作的确定，就不能清楚地知道概念的意义”——是不相容的，从而否定了它的意义。爱因斯坦却是一位理想实验大师。在他看来，尽管理想实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能实现的，但它使我们对实际的实验有了深刻的理解。凡是熟悉物理认识发展史的人，都会赞美理想实验，因为人类的伟大，恰在于他具有想象力的翅膀。而操作主义的过错之一，正在于它漠视这万物之灵最有力的翅膀展翅翱翔。
从西方物理学教程，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和理论思维重视不够。蔑视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以科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例子来说，由于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著名德国化学家，一九○九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哲学偏见（即认为凡是不能被感觉证实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一直是否认原子存在的。后来在最新实验事实的压力下，他们才服输。有些试图摆脱哲学“束缚”的科学工作者认为，他只是做实验，观测一些物理现象，从中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再用数学去表述它，渐渐形成一种连贯的理论，然后用它来预言尚未观察到的现象。至于客观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去关心它。哲学于我何有哉！这条研究路线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哲学。这不过是很多自然科学家凭借常识所走的粗朴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之路。它往往是靠本能和直觉盲目行事，在我们的探索深入到极其复杂的微观系统的今天，是很容易误入迷途的。滑向操作主义是容易的，因为它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陷阱。
（《生命科学用物理学》，〔美〕A.H.克罗默著，人民卫生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3.60元，《物理学基础》上册，〔美〕D.哈里德、R.瑞斯尼克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年二月第一版，1.75元）
赵鑫珊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的命运<IMG=BB82602501>
五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我国已经翻译出版四卷，第五卷听说也快要出版了。这套选集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普列汉诺夫档案馆的参加下，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而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间先后编辑出版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苏联最著名的普列汉诺夫专家恰金、约夫楚克和福米娜等人。中译本的第一卷于一九五九年问世，第五卷如果在今年出版，全书的出齐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光。不过这里要减去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比起普列汉诺夫的祖国经过三十五年漫长的岁月方才实现列宁一九二一年关于“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的指示来，时间毕竟短多了。由此我联想到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
一九二四年八月，《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刊登了郑超麟译的《辩证法与逻辑》，这大概是我国第一次发表普列汉诺夫著作的译文。其后从一九二九年起，译本便络绎不绝地问世。《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甚至先后有九个译本。鲁迅、瞿秋白、博古和冯雪峰等人在译介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二四年到现在的五十七年间，我国共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著作不下三十种，约五百六十余万字。按字数算，在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外的所有外国哲学家著作汉译中是首屈一指的。解放后，国内学术界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的作品据说已有一半译成中文。译文数量之多，东西方哲学家中无出其右。然而概算起来也还没有超过五百万字。如果拿普列汉诺夫同第二国际其余所有领袖或理论家相比较，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更是遥遥领先。这么说来，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在中国的遭遇似乎比在其祖国相对地要好得多。
但是从国内对它们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与翻译的这种领先状态比较，研究工作的落后简直不成比例。无论研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至今都无法同这方面研究的国际水平相抗衡。解放前，鲁迅和瞿秋白在自己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著作前面写过两篇序文，当时发生了有益的重大影响，但是它们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发挥特殊的理论见解。除此之外，就几乎找不出什么专门的研究文章了。三十年代胡秋原写过一本长达六十二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但那主要是作者根据几个日本人的著作编译汇集起来的，算不得独立研究的产物。解放后三十二年，国内没有出过一本反映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专著。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据初步统计，共有六十四篇。包括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九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七篇，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一年四十八篇。六十年代的七篇中，四篇论述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两篇批判他的后期政论，仅有一篇是讲他的哲学思想的，而且止于批判。这个数字清楚地说明，对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的薄弱，已经到了何等程度。请看，一九七六年后短短几年间发表的专题论文竟等于解放后二十六年全部文章的三倍！这个事实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有成果的、全国规模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的（这里所说的研究仅仅指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那些专题论文）。如果考虑到这几年的文章中对流行的传统观念大胆而有根据的质疑，新看法的不断提出，那更是此前所不可比拟的了。
不过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成绩乃是过去劳作的继续。不仅普列汉诺夫原著和其他研究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后来的分析整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就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本身也仍然是有成就的，特别在美学理论方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现在，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再度引起国内的重视，而且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的重视。据了解，至少有六所大学已经或即将开设介绍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选修课。这些课程目前水平还不够高，缺点也不少，但依然受到大多数选课者的欢迎。研究生和本科生中选择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作为学位论文题目的人正在增加。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长篇评传已经完成初稿。在这种新成果方兴未艾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译本的全部出版，对于推动我国的普列汉诺夫思想研究，进一步认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理论，无疑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卓越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哲学家、美学家、哲学史家、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宗教批判家、政论家；也是散文家，他的文章流畅优美，兼具法国式的奔放、风趣，德国式的深邃、思辨和俄国式的渊博、简洁的特点。他又是翻译家，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奠定了现代俄语的马克思主义语汇的基础。他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在所有这些领域他都有许多贡献、许多创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方面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哲学方面。他的历史地位也主要是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确立下来的。
他年轻时就作为民粹派政论家噪声文坛。一八八三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一生最光辉的创作时代。但是，严格说来，直到一八九○年他才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哲学专论——《评梅奇尼柯夫的书》。一八九五年底问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下子把他的理论思维水平带到了最高峰。整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他最富于创造性成果的多产的岁月。此后哲学论述虽然依旧层出不穷，甚至一九○三年政治堕落以后还出版过《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这样驰名遐迩的现代唯物主义原理概述，但整个说来理论上并无新的突破，只不过是广度的开拓、纵深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个别领域、个别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罢了。然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他的所有哲学著作总是历久不衰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其中有些作品值得反复钻研，已成为学术界永久性的“保留节目”。只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在普列汉诺夫著作最遭贬抑的三四十年代的苏联，《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小册子仍然被当作经典著作与马恩列斯的名著并排地列入高等院校理论教程的必读书目。人们为作者严谨的逻辑推理所慑服，倾倒在旁征博引的大量事实材料面前。新颖的结构、潇洒的风格、韵味无穷的文学比拟、不时迸出给人以美感享受的警言妙语，更常常使它们的读者大开其心。许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读过这些著作以后都获益匪浅，终生对他保持着美好的感情。高尔基尊称他为自己的“导师”。卢那察尔斯基深情地悼念他的去世，号召大家缅怀他在黄金时代所创造的一切不朽的东西，敬仰这个珍贵的宝库。克鲁普斯卡娅在三十年代撰写的列宁回忆录中一再惊叹他的智慧和才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则高度赞颂过他的文章风格，说是很象自己的父亲。
至于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列宁赞扬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唯物主义”，称他是“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普列汉诺夫的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论述”。列宁郑重要求年轻党员认真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包括他政治上堕落为孟什维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后的著作，说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最后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誉。我们有不少同志并没有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书，或者没有研究过他多少哲学著作，仍然成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有可能阅读比列宁在世时更多得多的优秀的共产主义读物，包括后来陆续发表的马恩和列宁的大量遗著。但是从列宁时代出版物的状况看，这句话包含着无可置疑的真理。它同时也是列宁自己亲身经验的反映。普列汉诺夫著作是列宁经常阅读的书籍。从保存下来的书信中我们多次看到列宁是如何急切地要求亲友和同志把刚出版的普列汉诺夫著作立即寄给他。十月革命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办公室里，普列汉诺夫著作同马恩著作并排放着。一九二○年九月，列宁在填写“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时说，他读过“几乎全部”普列汉诺夫著作。我们有理由断言，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不仅曾经帮助青年列宁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且是列宁在后来的整个时期内不断从中汲取智慧的泉源之一。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战斗性。要在他的著作中找出几篇没有火药气味的作品是颇不容易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他同任何人都要辩论一番，不同的只是辩论的方式和激烈的程度。每当人们抱怨他喜欢辩论时，他总是要象我国古代的孟夫子那样喟然叹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他也正是在激烈的论战中发挥了他的才智，建立起他的功勋的。可以说没有辩论就没有普列汉诺夫的风格。不过这种战斗精神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他毫不害怕充分肯定论敌或资产阶级学者一切正确的东西。他和敌人交锋不只是要歼灭对手，更重要的是“袭其营垒，夺其辎重”，以便为我所用。他对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了解虽然没有达到列宁的高度，却远胜过今天某些人那过于狭隘的观念。
人们在论述普列汉诺夫这种战斗功勋时经常援引列宁的话：“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一八八三——一九○三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这是对的。不过必须指出，在一九○八年和以后几年普列汉诺夫写有许多批判马赫的作品。有人在引证这句话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巨大功勋只在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年，这就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他们错误地竭力贬抑普列汉诺夫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的哲学“整顿”中的“伟大”作用：正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这种哲学“整顿”在俄国起到了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当然，我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著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以便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哲学史和美学三个领域里都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不仅把马恩一系列的原理具体化了，而且提出了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创见。近十余年来，苏联学者，特别是恰金，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又据了解，七十年代苏联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就吸收了普列汉诺夫许多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果。难道提出关于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这样两种基本形式以及社会心理是诸种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的学说，在解释复杂的意识现象方面没有重要的意义么？难道关于地理环境或人口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论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重大发现么？恰金说，普列汉诺夫关于五项论的公式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著名原理的具体化，这是很有见地的评断。普列汉诺夫提出美感对社会、民族、阶级而言是功利的、理智的，对个人而言是非功利的、直觉的，这种美感矛盾二重性的秘密在历史过程中，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中，不能说是对康德的让步，而是辩证法在美学中的光辉运用。
研究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引进外国先进的企业管理科学，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是不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普列汉诺夫在同司徒卢威辩论时指出，不能“‘整个地’看待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有两类：一类叫“直接关系”，或叫“技术关系”，即人们在同自然作斗争的直接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例如工厂中的劳动组织；另一类叫“财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引起革命变革。这里所谓生产关系仅指后者，而非前者。第一类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平行地改变”的，它不会因为自己落后于这一发展而造成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它基本上没有阶级性，它对各阶级一视同仁。这就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引进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合理性。其实这种思想并非普列汉诺夫首创，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更详细地发挥过了，只是他不叫“直接关系”，而叫“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罢了。但是明确指出“直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平行地改变”的，似乎还是肇始于普列汉诺夫。
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应以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直接评述普列汉诺夫思想的那些言论为指导。米丁、尤金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三十年代批判德波林时确立了这一真理。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全面地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一方面他们没有看到列宁所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缺点的全部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不懂得列宁何以如此始终一贯地高度推崇他的哲学成就。首先，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是承先启后的决定性的中间环节，他在列宁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其次，整个说来，从哲学原理的高度看，列宁的确远胜于普列汉诺夫，这一点人们讲得很多，也很好。但是还得承认，和列宁相比，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也有一日之长。例如在唯物史观、西欧哲学史、美学、俄国社会思想史、艺术理论、宗教批判等方面的某些成就，便是相当突出的。一九二四年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把自己同普列汉诺夫对立起来”。这可说是对后来的米丁们切中要害的批评。
书籍也象它们的作者一样有自己的命运。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将揭开新的一页。它们的内在价值是不用怀疑的。作者赋予它们的那种无畏地探求真理、鄙视停滞的精神正是今天读书界的好尚。可以期望，读者将用创造性的劳动，使它们固有的丰姿得到展现。
《选集》主要取材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二十四卷本《普列汉诺夫全集》和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出版的八卷本《普列汉诺夫遗著》，参照普列汉诺夫档案馆所藏手稿和作者生前出版的各种文集、单行本和外文版本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校勘。全书原著三百一十余万字，加上各卷前面编者写的序文和书末的注释、索引，共达三百七十多万字，真是洋洋大观。头三卷收入作者在反对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争过程中保卫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一二卷集录马克思主义时期（一八八三至一九○三）的作品。第三卷集录孟什维主义时期（一九○三至一九一四）和社会沙文主义时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作品。第四卷编进了关于几位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思想的著作。这次出版的第五卷则全是作者的美学和艺术社会学论著。应该承认，这种编排方法是自成理数、颇费匠心的。本书注释详细，总篇幅达五十万字以上，对于各篇的基本思想、写作的目的、发表的经过、版本的源流、各方的反映、重要异文的存录、文献的确注、故实的说明、名词的诠释等等，都有相当明白的交代。我国出版物中编辑工作能够做到这种水平的还不多见。
一九八二年春节于武昌珞珈山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共五卷），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卷，一九五九年第一版，3.80元第二卷，一九六一年第一版，3.85元；第三卷，一九六二年第一版，3.80元；第四卷，一九七四年第一版，3.50元；第五卷将在年内出版）
王荫庭
难为了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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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丁聪
知人论世的有益尝试
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在近代文献中间，章太炎的著，作最难读，向有天书之称。鲁迅便说过，他初见木刻本《<SPS=1599>书》，便点不断，也读不懂。前几年，我曾想系统读读《章氏丛书》，但就是因为感到断句难，训解难，读后似懂非懂。因此，只好掩卷叹息：要直接从原著了解太炎先生的风貌，在我等后生也许是种奢望了。自那时起，我就期望有好的校点注释本出现。去年十月，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刊行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急切地翻阅一遍，就感到这个心愿没有落空。
由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的这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给人的头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在“让人读懂”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章太炎的书难读，不仅在于他好用古字古言，也不仅在于他文必法魏晋，而且在于他的著作文字简约，引证浩繁，内容丰富，包罗极广。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佛老、诸子，西方近代的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在章太炎手里都变成驳难的依据，论述的佐证。据侯外庐先生统计，章太炎的论著所引及的中西古今思想家达两百多人。显然，对于章太炎的论著，如果不先从校点训释方面进行一番清理，那么所谓读懂也就不可能做到。选本的校勘是否精到，标点是否正确，对于读者是相当重要的。有时，所据版本一字之误，所加句逗一点之差，便往往造成文理不通，甚至闹出笑话。
这里不免要旧事重提。几年以前，章太炎的名著《<SPS=1599>书》中的《订孔》篇，曾经被当作批孔的作品而大大地行时。原因在于此篇引用过日本学者远藤隆吉评论孔子的一段话，其中曾说，中国“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许多文章都声称远藤在批评孔子，而章太炎在发挥远藤的结论。然而一读《订孔》便知，章太炎分明在批评远藤替孔子辩解。怎么发现的呢？据笔者所知，正是《选集》注释本的编注者在当时首先从《<SPS=1599>书》不同版本的对勘中发现，原来“咎在于孔氏”乃“咎亡（无）于孔氏”之误。勘正了这一个字，就使那一堆文章的有关立论统统站不住脚。现在的《章太炎选集》，就所选论著本的选择，原文的校勘来说，是近年来同类选本中颇为严谨的一部，这当然与编注者的一贯作风分不开。
再看标点。章太炎有个怪癖，就是他的论著，手稿上分明有圈点，在发表时却往往予以取消。这固然使古汉语水平不高的读者伤透脑筋，但也意外地成为检验研究者汉语根底的一种试剂。记得几年前，偶然翻阅某选本，见到内有一段话，选者是这样标点的：“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效汉阴丈人之假修浑沌氏之术也。其用未侈靡，则<SPS=0129>窳偷生而已足。”当时读了便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照标点来解释文意，章太炎似乎在说，古人不愿寻找好工匠好材料去开采好煤矿，或者想找而找不到。但是，要开采好煤矿，便不是“假修浑沌氏之术”者的作为，而想找“良工精材”而找不到，更非“<SPS=0129>窳偷生而已足”者的表现。据此看来，章太炎不是在前言不搭后语吗？这次看到《选集》也收了同一篇文章，我就特别注意这一节，读后方知当初冤枉了章太炎。原来，正确的标点，应该如此：“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效汉阴丈人之假修浑沌氏之术也，其用未侈靡，则<SPS=0129>窳偷生而已足。”何以见得这里的标点“正确”呢？看注释便知，章太炎其实在说，古人对于山里的好煤不去利用，对于好技术好材料虽加利用，却不去尽量利用，表面上在效法汉阴丈人的行为，实则不然，只是因为消费程度很低，所以对于生产技术也只求混得过去。可见，这里的上下文意是通畅的。
当然，任何一部选本，校点差错总是难免的。不过作为读者，总是希望选本的校点尽量少出差错，文理通畅，能让人读通读懂。笔者将《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细阅一遍，还没有发现有淆乱原著文意的差错。这大概也算显示这部选集质量的一种表现。
这部《章太炎选集》标明是“注释本”。古书今注不容易，疏释章氏著作更是困难。这项工作取决于编注者本人对原作者文意理解的程度。章太炎学识宏富，善于旁征博引，编注者也就需要通古今，明中外；不仅要了解古典、近典，还要了解章太炎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书籍、杂志的状况。再则，章太炎是有名的国学大师，《选集》虽然没有收录他的小学著作，但编注者却不能不了解他有关古文字音训的特见，否则很难把握他的作品本意。特别因为注释是项“笨功夫”，遇到疑难处，也不能象写文章那样绕个道，必须紧蹑原著者的步子，追踪原著者的思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可凭空臆断，强不知为知。一条注释，写出来不过寥寥数语，但局外人很难知道，它却往往需要花费“踏破铁鞋”的功夫。记得几年前，看到《选集》编注者注释的《菌说》稿，于原文提到的“礼敦根所著《人与微生物争战论》”，出注曰“未详”。这次再看《选集》，发现它却有了三行明白注解。据笔者所知，编注者一直为当时的这个“未详”不安，数年来随处留心，多方查阅有关文献，终于在上海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一份自然科学刊物上找到了出典。类似的例子，在编注者那里还有许多，这里不再逐一列举了。当然，假如要挑注解工作的瑕疵，也会有的。例如书中注释多数相当详备，既加今注，又引出处原文，但少数选文则主要是今注，且较简单，全书显得不平衡。不过总起来看，倘说这部《选集》注释本在同类的选本中相形见长，也许不算过誉。
编入《选集》的论著，包括论文、讲稿、序跋、函电和其它杂著，共六十九篇，另加附录八篇。其中在哲学方面，有《视天论》、《菌说》、《公言》、《原变》等反映章太炎早期的唯物自然观的作品，有《无神论》那样反映《民报》时期章太炎在宇宙观上摇摆的作品，有《齐物论释序》那样显示章太炎向唯心论转化的作品。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既有批评康有为研究历史违反实事求是传统的《征信论》，又有多少带着门户之见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说的《驳箴膏盲评三书叙》。章太炎对先秦两汉和清代的学术史下过很深功夫。《选集》在这方面选录了他的名著《论诸子学》和《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等文。这里面还有章太炎运用近代社会学观点研究古代民族同化史的《序种姓》，有体现他很早就受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影响的《读管子书后》，有他阐明孙中山“平均地权”设想的《定版籍》，还有他晚年总结祖国医学遗产的《论素问灵枢》。此外，就是表明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各个时期政治倾向的论文。由此可知，《选集》的确体现了章太炎思想的各个侧面。所收论著既包括已经得到人们公认的代表作，也包括一些人们很少注意而确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检论》中的《刑官》、《大过》，向被人们误解为“颓唐之作”而不予理会，编注者却认为是章太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新篇章而予以介绍，等等。
以上只是《选集》的横断面。倘若从纵剖面来看，编注者反映章太炎一生的思想的变化过程，重点放在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即从一八九五年写作《明独》起，到一九一六年《自述思想变迁之迹》为止的那二十年。《选集》收集的这段时期的文章，有五十余篇，占全书篇幅六分之五以上。倘若按着顺序一一看《与梁鼎芬绝交书》、致夏曾佑二函、《谢本师》、《致陶柳二子书》、《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与人书》、《复吴敬恒函》、《再致袁世凯书》、《三致袁世凯书》、《<速死>自跋》等篇，鲁迅笔下的那位章太炎就会跃然纸上：“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说，这才是章太炎的精神所在。鲁迅是了解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的。看来，编注者认真研究过鲁迅所说的这种精神，力图再现章太炎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编注者也没有忽视章太炎晚年的悲剧，即鲁迅所说：革命之后，“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但编注者似乎不完全同意鲁迅关于章太炎晚年已“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估计。《选集》所录一九一六年后章太炎的论著，虽然不到全书六分之一，却令人感到，这位曾自称“中华民国遗民”的老人，在主观上从没有忘情于时事，而且反帝爱国之心至死不渝。同时，编注者并没有为贤者讳。综观《自述思想变迁之迹》以后十几篇选文的“说明”，便可得知编注者对于章太炎后期在政治上的幻想和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企图实事求是地找出他陷于颓唐和一再失足的原因。
《选集》首次发表了章太炎的部分未刊稿，如致夏曾佑二函、致刘莫书》、《拒绝参加国难会议书》、《答张继》等，都是研究章太炎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但全书所录的未刊稿还不到十篇。有关章太炎的未刊材料应是相当多的，但本书的编选者并没有以“多”取胜，以“秘”哗众，如人们习见的那样。从《选集》所录的未刊稿来看，选文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材料罕见或难得，而在于看它是否能补足研究章太炎思想某些方面材料不足的缺限。让人感觉到，《选集》在选材方面，较为精当，编注者是具有眼力的。
不过，就选材来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有些重要的哲学论文，例如在《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收入《国故论衡》下篇那些涉及认识论的篇章，内容都很精采，文字则更象“天书”，这些文章《选集》未加反映。在目前极少有人能读懂这些论文的情况下，对它们素有研究的两位编注者未及择其一二注释出来介绍给更多的读者，是令人遗憾的事。
全书六十九篇著作均有编者的说明。这些说明，分开来看是一篇篇短论，合起来看则是首尾一贯的专论。每篇短论，不仅在文字上力求浅近明快，同文笔古实的原文形成有趣对照，而且新意时出。譬如，章太炎在武昌起义不久，就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著名政见，历来受到人们批评；况且言犹在耳，他自己又在组织统一党了，更可受到行不顾言的指斥。编注者却以为不然。《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等电》一文说明分析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革命方面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且内部派别纠纷剧烈，给立宪派和旧官僚窃取各地政权以可乘之机，“这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骤兴的革命军扩大盟友，扩大战果，不把力量消耗在内部纠纷上，而更多地用来对付困而未倒的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是否也有好处呢？”编注者虽然没做结论，但若再不加分析地将这个口号斥为投机或堕落，就显得未免有点武断了。
综观《选集》，可以看到，它不同于那种资料汇编式的选本，而是一种学术研究性的作品。编注者显然想通过这种特殊的研究形式，收到知人论世之效。鲁迅说过，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选集》的编注者力图说明章太炎的思想认识和思想矛盾并不是孤立的、悬空的甚或难以理解的东西，而是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否令人信服是一回事，但将它用于编注中国思想家的选集，则可以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尝试。
（《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姜义华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一版，2.45元）
陶玉华
“瓜子儿”另一解
《红楼梦》六十四回中“炕上麝月、秋纹、碧痕、春燕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呢”。其中“瓜子”一语引起了讨论。我最近读到顾颉刚考证“瓜子”是瓜州人，古代有“瓜子族”人。《仁恕堂笔记》（清·黎士宏）上记载：“甘州人谓……不慧子曰‘瓜子’。”《辞海》说，甘州即今甘肃张掖，西魏时设，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高台以东弱水上游，其后屡有伸缩，故弱水秦岭一带当为瓜子族人浪迹区域。至今甘肃一带仍有称愚蠢者为“瓜子”的。另据颜广文同志著文说：“四川一带有部分地区称不聪明的人作‘瓜子’。”（《羊城晚报》八二年二月六日）既然丫环们玩抓子儿是比赛手眼敏捷的一种游戏，那么抓不好子儿的丫环就可称之为“傻瓜”、“不聪明”、“不利索”，所以“赢瓜子”似乎也可解释为“戏弄不利索者”，“抓大头”，“斗傻瓜”。这种看法不知对不对。
湖北襄樊 郭书桥
补白
湖北襄樊 郭书桥
纲常名教 以礼入法
介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最近出版的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的专著。它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等来进行论述，论史结合，寓论于史，对研究中国法律史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本有益的参考书。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对于家族、婚姻和阶级的分析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和全书构成的主要部分。其次，作者将汉代至清代二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即其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的论述不仅仅限于对法律条文的分析，同时也注意法律的实效。因为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于我国古代法律实施情况的材料比较缺乏，书中除了利用古人的有关记事外，并引用个案和判例作为讨论法律实效问题的根据。
书中认为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作为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伦常纲纪，也就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儒家提出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从我国古代社会千万种社会关系中概括出来的五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五伦之中，又以君臣、父子、夫妇最为重要，所以自从汉儒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口号以后，它就成为两千年来封建礼教所提倡和标榜的准绳。五伦三纲是具体的分类，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则是抽象的概括。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儒家思想在两千年中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如两汉的经学，宋明的理学等。但本书所注意的，却是儒家思想在法律上的影响和表现，以及它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从书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法律和刑典，是如何具体而微而又始终一贯地以儒家的伦常纲纪作为立法的依据。
作者认为家族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它是这个社会最基层的政治和法律组织。我国古代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族权实际上是父权的延伸。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也是构成这一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单位。从家法与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系中可以看到，家族作为社会基本政治法律单位的现实，也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据。如果每一家族内部都能维持其家族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自然就可以得到保证。所有这些在本书家族、婚姻这两章中分析与论证得十分详尽。
我国古代法律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中所表现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即强调贵贱之间的对立，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阶级概念。这是儒家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理论成为社会中心思想（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反映。习俗和法律承认贵贱之间关系的对立，承认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承认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赋予贵族和士大夫以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特权。这也就是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的对立，其核心是一个社会身分的问题。在本书署名“阶级”的两章中，对这种贵贱之间对立在法律上的表现，从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到婚姻、丧葬、祭祀，以及贵族所拥有的种种特权等方面，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书中提出，从中国法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儒家的影响最深，其次则为法家。秦汉的法律本为法家所制定，自汉以后，儒家取得优势地位，儒家、法家同为统治者所利用，在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之下，以礼入法，法律的儒家化过程于是逐渐形成。自此以后，古代法律也就完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中国古代法律便再没有任何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它们代表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古人所谓的纲常名教。
此书原来是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的一种，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后来作者出国，加以补充修改，译成英文，于一九六一年在国外印行。这次付印，又经作者订正。由于是旧作，书中有些名词的涵义和概念与现在通用的并不完全相同，但这无碍于研究和阅读。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1.25元）
邓经元
徐铸成的“报海”回忆录<IMG=BB82604101>
老报人徐铸成，近四五年来，写了几十万字的“报海”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报海旧闻》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旧闻杂忆》（后一本是据香港三联书店版修订重印的）。这些回忆录，很受读书界的重视。作者是现代中国报业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参加者，又是半个多世纪来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活动的见证。他的记载，大都身历目睹，或得之于可靠的传述，称得上是真实史料。
徐铸成是新闻界的前辈，经过了二十多年寒冬风雪的吹打，如今年逾古稀了，但以笔“报国”的壮志始终未衰，象他自己所说，“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总觉得心急火燎似的，想写点什么，以贡献于新的长征”（《旧闻杂忆》自序）。“心急火燎”这四个字用得很好，很能反映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急于为四化服务的迫切心情。
这些回忆录，大致展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从练习记者开始到主持“笔政”，以及几次办报的经历；一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广泛接触各界（主要是政界、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的印象，以及对他们的评价。两方面的内容，自然互有交叉。所占的时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恰满三十年。其间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作者用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描写他所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观察深刻，文笔隽永，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因为原是便于今日在报纸上刊载，所以不是照一般回忆录那样写法，具有系统的章节，时间的先后也不求严格，而是一题一篇，自成起迄。打个譬方，象是一部“影集”，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一张照片，单独看有人物，也有背景；而各张照片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则需要合起来看，方能清楚。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徐铸成三十年的经历，是颇不平凡的。他出身于旧中国办得最为成功的《大公报》，这个报以“文人论政”、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小骂大帮忙”，而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舆论权威”。他是这个报培养出来的第二代仅有的两个总编辑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王芸生），曾先后担任太平洋大战爆发前的香港、 爆发后的桂林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大公报》的“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都曾寄厚望于他。胡政之对他讲过知心话：“我和吴、张两位，创办了这个报，我们的责任算是尽到了。至于以后的问题，是下一代的事，你的年龄又最轻，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报海旧闻》99页）徐铸成自己说，他“从当练习记者开始，直到主持‘笔政’，中间曾采访从体育新闻到政治新闻，从国内到国外——朝鲜和苏联，并曾编辑过教育、经济、副刊、要闻各种版面，也可说从跑龙套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扮演过了。”（《旧闻杂忆》自序）《大公报》这个“科班”把他训练成预定的“接班人”。
因此，读者当会饶有兴味地观看徐铸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大公报》的创业史，发展经过，特别是他对《大公报》第一代的主持人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的描写和评议。他并不讳言，他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拔。对张季鸾，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写道：“他对人和蔼、淳厚，谈吐很有风趣，仿佛有一股吸引力，使我感到他是循循善诱的前辈。”“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气’，而浑厚、自然，没有一点做作。”但是他也指出，张季鸾在性格上有两个弱点：喜欢恭维、重感情。蒋介石利用他的弱点，使他以为蒋“以国士待我”，决心“以国士报之”，以致逐步深入地陷入罗网（《报海旧闻》73、76页）。对胡政之，他称赞他“把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并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一定要办好《大公报》；具有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并注意引用人才的胆识和气魄。但是他也同时指出，胡政之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他的资本家的面目，最后以“社会贤达”身份投靠国民党（《报海旧闻》78—80、99页）。对吴鼎昌，主要就只写他在官场上的善观风色和投机取巧的历史了（《报海旧闻》67—70页）。从这“三巨头”的身上，徐铸成让我们看到了《大公报》所标榜的“不党、不卖、不做官”的“三不”原则，开始时虽曾起过一些迷惑群众的作用，但到后来就纯然成为骗人的招牌了。
在已发表的回忆录中，徐铸成对《大公报》主要持批判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对《大公报》的办报经验，由于知之深，习之熟，则认为也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说，关于新闻编辑，《大公报》要求把版面编得活泼精致，《大公报》的编辑“总把编好一个版面，比作办好一桌筵席，要把大、小、咸、甜各种‘菜肴’，搭配适当，使读者感到有特色，‘色、香、味俱佳’。”（《报海旧闻》89页）对于新闻采访，《大公报》要求有选择，有准备，“先要摸清行情，然后才能知道哪些是新闻，关键在哪里？”（《报海旧闻》90页）社论写得精辟，是使《大公报》成功的一大特色，徐铸成记下了张季鸾所谈写好一篇评论的“要诀”，这就是：“看问题看不清楚时，应该站得高一点，‘凌空’来看，联系有关的事件一起来看。没有十分把握时，千万不宜发决断性的议论，多谈可能，少下断语；否则，会在事实面前碰壁，失信于读者。文章要力求流畅易懂，少用怪字僻典；要避免别人常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切忌把句子拉得太长，一句话说不清的，宁可分为两句、三句话说。”（《报海旧闻》92页）《大公报》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它所设计的农村调查通信、旅行通信、旅行写生、战地通信等，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徐铸成在总结了《大公报》的办报经验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我觉得很值得一读：
作为新闻学研究，探讨改进我们新闻工作的道路，进一步为党的方针政策，为争取尽快实现四化做好宣传工作，是不是在这堆废铜烂铁中，可以拣出一些可用的、可以借鉴的东西，或者加以“回炉”利用呢？
我曾设想，比如，“小骂大帮忙”，是多年来批臭了的。从立场、观点来说，批得很正确，有必要。但是，从新闻技巧来说，为什么张季鸾以及“之流”能运用得这么灵巧？
如果把“小骂”理解为批评一些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大帮忙”理解为坚决拥护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那末，我认为也有其可以借鉴之处的。（《报海旧闻》92－93页）
这当然只是徐铸成的一人之见，是不是对尚可研究；但这无疑也是一个力图坚持四项原则的忠诚坦率老报人的由衷之言。
《文汇报》的历史，在徐铸成的回忆录中占着重要的位置，比之于《大公报》，《文汇报》同他更有血肉的联系。《文汇报》是在抗日战争中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诞生的，徐铸成并未参加创办，但是只有等他开始被邀撰写《文汇报》社论和正式领导它的编辑部，以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为编辑的基本方针后，《文汇报》方才“异军苍头突起”，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欢迎，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写下了它的光荣一页。徐铸成没有渲染自己个人的贡献，他写道：“为什么当时的《文汇报》会受到如此广大的读者支持和欢迎呢？我们的编辑来自四面八方，一般说，编报的经验都很少。就我个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思想，又和广大群众缺少联系。相反的，却从旧《大公报》沾染了不少污泥浊水。至多只是一个历史不长的编辑匠，而且是第一次领导一个编辑班子。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远远抛在敌后的孤岛几百万爱国同胞，需要鼓舞，需要希望，都想从报纸上听到抗战的声音、胜利的声音。”（《报海旧闻》288页）我认为这种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根据回忆录所记载的过程，徐铸成同《文汇报》的关系，可分成五个时期：一、抗战时初创的上海《文汇报》；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文汇报》；三、解放战争时的香港《文汇报》；四、新中国成立至一九五六年春停刊的上海《文汇报》；五、一九五六年复刊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的上海《文汇报》。回忆录所叙述的，主要是前三个时期中上海和香港《文汇报》的一些史实。可惜的是，我觉得作者对这段历史谈得不够，而且显得零散。譬如说，凡是经过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那段时期的《文汇报》读者，大概都还记得，当时《文汇报》虽然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却是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抵制和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开会期间《文汇报》每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或尖锐辛辣，或冷嘲热讽，把国民党和帮闲的两个小党的丑态，揭露无遗，态度、立场十分鲜明，读者无不称快。这对当日民心的向背，不能说没有起着相当的影响，可说是《文汇报》办得最为有声有色的时期。从徐铸成所记他决定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时，同胡政之的一席谈话中，我们看到他当时的办报主张已经很为明确，就是“认为应宣扬正义，明辨是非，反对独裁内战，与广大读者同呼吸”（《报海旧闻》99页）。他的这个主张，贯彻于《文汇报》，我的看法是，在反对国民党伪国大召开这段期间得到突出的表现。这段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历史，很值得一写。作者大概留着放进《报海旧闻》和《旧闻杂忆》的续集了。
徐铸成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接触大批政界、文化界的各式各样知名人物。记者接触各界人物，是为了采访，为了“记”。他叙述张季鸾对他讲过的一段话：“新闻记者最根本的职责是‘记’，如果当了老记者就忘记了‘记’，那就剩下一个‘老者’，失去记者的天职了。”（《旧闻杂忆》自序）他历数所见过的人物：“在革命领袖方面，毛主席曾接见过我一次，周总理曾三次约我亲切交谈；曾听过恽代英的十分动人的演说；听到鲁迅在师大风雨操场的一次讲话。见到过金日成将军和胡志明主席；也看见过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这几位。至于国民党方面，从蒋氏父子、二陈、孔、宋到正牌、杂牌军人，而政客、官僚，接触过的就更多了。反面人物，和汪精卫谈话不只一次，溥仪和郑孝胥在他们未出关前，也曾有一面之缘。还有幸和赫鲁晓夫谈过一次话。”（同上）以如此的广泛见闻，亲身经历，自然积累下大量丰富的素材。
现代史料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对有关人物的个性和声音笑貌，缺少生动的描写，因此也就缺少一定的真实感，读者对此每感遗憾。徐铸成这些回忆录中出现的人物，却能给人以生动的面目。我想作者所以能做到这点，是他善于把所具备的三项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第一，所写的这些人是他所亲自访问过、接触过的，不是得之于稗贩；第二，能抓住同这些人谈话的要点和特征，能从即使是普通的谈话中，观察这个人的性格和某些思想活动；第三，有一支传神的笔，能恰到好处地把所要叙述的情状表达出来，一般说，他用的是白描的笔法，流畅而自然，但又十分简洁。
不妨试举回忆录中所写关于冯玉祥的片段，就可看出他笔下所记，确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那是一九二九年，冯玉祥被阎锡山骗到山西软禁起来，囚禁在五台县河边村。徐铸成经过曲折的关系，找到机会，访问了他。回忆录中写道：
见面时，冯正准备吃晚饭，就请我们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吃饭间，他先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了。他说：“呵，这样年轻，就有这样的才学，我象你这岁数时，还在北洋军扛大枪呢。”接着，我就问：“最近，前方（指冯的西北军）有什么捷报来没有？您看情势怎样？”他笑着说：“我的消息，哪有你们新闻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说着，把筷子指着桌上的火锅。我听了莫名其妙。他马上以讥笑的口吻解释说：“每次，他们（指西北军）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说罢，他放声哈哈大笑起来。（《旧闻杂忆·冯焕章的风趣》）
这短短二、三百字，把冯玉祥的性格、当时的形势和他的处境，都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在这段叙述会见冯玉祥的谈话后面，徐铸成自己加上了评语说：“这一席风趣的话，其实把他自己的处境，他和阎的关系，以及当时大局的情势，都说清楚了，而且把阎老西的刻毒、狡猾和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的面目，也刻划尽致。”我看，这个评语移赠给他自己写的这些回忆录，也是很恰当的，不为过誉。
以上就是我对徐铸成所写这些回忆录的一点读后感，介绍得并不完全，只是随便谈了点看法。读其书，想见其人。读者是很愿了解一下一本书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怎样的。据一位同徐铸成相识的朋友告诉我，一九七○年，他有幸同徐铸成同在东海之滨的一个五七干校。那时，徐铸成白天接受全校大会批斗，或是陪斗；但是晚间逢到举行乒乓赛，仍是带着他所惯有的笑容，兴致勃勃地赶到白天批斗他的那个大礼堂去观战，还不时为双方打出的好球发出微微的赞叹声。我那朋友的“罪行”虽还不足全校大会批斗的规格，但已心情沉重，垂头丧气，看到徐铸成如此的从容态度，不能不表示钦佩。朋友又告诉我，过了十年即一九八○年，徐铸成应邀参加香港《文汇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香港有朋友劝他留下来办一张报纸，徐铸成婉辞谢绝了。朋友说，徐铸成不愧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老报人，这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的。
这，我觉得也可从徐铸成所写的这些回忆录中，得到证明。“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非爱憎，很是分明，但不作偏激之论，知人论世，又是实事求是的。徐铸成说：“写的都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不加增饰，不掺入道听途说；既无荣宝斋的水墨复制，也摈弃罗振玉式的自制古董。对人、对事，都力求其真实。对己，既不妄加油彩，也不乱涂白粉。”（《旧闻杂忆》自序）真实，这大概就是做一个新闻记者的为人信条吧。因此，我觉得他以上讲的这些话是十分真诚的，可以为读者所信任。当然，我们的希望是，作者能很快让我们继续读到他的精采纷呈的回忆录的续篇。
（《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1.00元；《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0.73元）
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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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追求，在于不断地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沈从文是这样一位作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寻着美：“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烛虚·烛虚》）
他将美推到极高的地位。然而，当他面对都市社会“昏天黑地”的现实时，他的目光凝聚着忧郁和痛苦。他不得不将探索的目光转向他的故乡，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湘西·引子》）的湘西社会。于是，他一面以厌恶的、颤<SPS=0397>的心，展示着都市上流社会带给他的种种“噩梦”，一面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出对已成过去的故乡的回忆。这一正一反的两个方面互为经纬，交织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集中编选了沈从文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两本书，凝聚着作者探索和追寻美的心力，从正面反映出他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审美尺度。
沈从文作品的美学价值，首先表现为作品所反映的人生内容。他曾明确写道：
“曾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诉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萧乾小说选集》题记，见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从一定的道德观、世界观、人生观出发，沈从文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人生世相中，渗透着强烈的爱憎。这种爱憎倾向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他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中。他从湘西特殊的人生形式里，不断探索下层人民生命的美学价值。这种探索，是紧扣住湘西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展开的。沈从文的创作展示了湘西人民前后数十年的生活图景。清末的改土归流、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大屠杀、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崩溃破产、抗战前后骤来的风雨，几乎全都纳入了沈从文的艺术视野。
这远非和谐宁静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悲凉的人生社会。《萧萧》、《柏子》诸篇中的人物，生活在表面宁静的山村社会里。然而，他们肩负着长期社会停滞形成的巨大历史惰性力的重压，生命在一种畸形状态中发展。他们生性善良，并终日在艰辛的劳作中挣扎，却无法获得理所应得的正常人生权利。不仅如此。他们这种人生命运，非但月复一月，还要世代延续下去。不仅萧萧要在这悲凉的人生道路上终老，而且，迎娶入门的媳妇——又一代萧萧，又开始重复上一代的命运。在《湘行散记·老伴》里，作者见到绒线铺里的小翠正踏上她死去母亲十七年前的人生旧路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沉痛：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
如果说，《萧萧》、《柏子》等只是触及到平凡人生的一角，那里尚无骤起风雨来袭，那么在另一些篇章里，则再现了下层人民在历史变动中的困苦挣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里那些治外的苗民，在满清官府改土归流的政治变动中惨遭屠杀；《菜园》里那一对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竟在不测风云中陈尸校场；《丈夫》里那个在农村经济破产压力下被迫送妻卖淫的乡下丈夫，在一日夜里受尽凌辱；《贵生》里的年青农民，眼睁睁看着权势与金钱将自己的爱情抢走。在各种变动中，他们人的尊严与权利遭到公开的摧残与劫掠。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做丈夫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作者也发掘着他们人性的觉醒与原始朦胧的反抗。七个野人凭据山洞，拼死抗拒设官纳税；丈夫毅然携妻归家；贵生的无限愤懑点燃了那把无名大火。作者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他正是从人性的观点出发去观察下层人民的人生遭遇的。虽然，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和生活视野的局限，未能从下层人民自身的阶级地位着眼，发现并写出他们更自觉的阶级反抗，提出阶级解放的要求，然而，正是在这里，作者为他们大声地呼唤着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做丈夫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严肃而忧愤深广地对社会给予他们不合理的人生命运提出了抗议，体现出作者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
尤为重要的，是沈从文对下层人民悲惨人生的描写，并没有停止在一般的“同情”、“怜悯”上，而是将心贴近这种人生，更进一步发掘蕴藏在下层人民身上的美情感、美道德。在作者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下层人民总是被视为非人，尤其在精神领域内，更是被看成缺乏人的基本情感的动物。沈从文通过自己的创作，对这种偏见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且不谈《边城》等篇是怎样唱出了下层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的颂歌，即使在那些畸形的婚姻和爱情里，也仍然发掘出不易为人发现的宝藏。柏子与吊脚楼上的妓女，《湘行散记》中那个多情水手与多情妇人，《湘西·沅陵的人》里椰林岔那个年青寡妇，由于社会的无情，将他们推到各自不幸的人生路上。水手与妓女的结合，年青寡妇二十年如一日的爱情追求，虽然为当时的社会道德所不容，然而他们同常人一样，有着活泼泼的生命和火辣辣的爱情。作者从这种特异的人生形态里，发掘着他们生命情感的价值。细心的读者，是会发现蕴含在柏子等人放荡粗野的行为和年青寡妇一片痴情里的严肃意义的。这无疑在告诉读者，在下层人民中，这种畸形的爱情形态，也仍然比上流社会“没有爱情的接吻”纯洁、真挚得多，因而也高尚得多！
沈从文对下层人民道德形态的探索，并没有局限在爱情、婚姻范围内，还表现在对下层人民诚实、雄强、纯厚、爱美等道德原素的发掘。《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故事虽然结束在一种病态发展里，却也写出了两个士兵和一个普通乡下人对美的炽热追求。《虎雏》是一曲野性的雄强美的颂歌。虎雏这个野蛮灵魂，也是为世所非议的。然而，虎雏的性格，恰是特殊环境铸就的山民性格。这是一个不容人欺侮、好打抱不平、敢于同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人物，虽然也掺杂着许多任性与胡闹。《虎雏》里的“我”用尽种种方法企图改造他成为一个体面的“上等人”，却终告失败。这是两种人生观的较量，都市的“文明”终无从战胜虎雏天性中的“野蛮”。作者采用的是寓褒于贬的手法，实际上，他是赞赏这种野性的雄强精神的。
这种爱憎取舍，是从作者特殊的道德观出发的。他多次声称，“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习作选集代序》，见《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些感想与观念“皆从实生活里取证来的。”（《从文自传·常德》）因此，他置传统道德观念于不顾，而且往往注目那些为世所轻蔑、所不容的方面，大胆地说出他对下层人民种种行为的道德估量。他从“野蛮”中见出雄强，从“低贱”里见出诚实，从“肮脏”中见出纯洁，从那被因袭的重负和时代大力挤压下扭曲的性格和灵魂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和道德美，从而对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里的虚伪、怯懦、庸俗提出针砭，无疑有其积极意义。
《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边城》诸篇，则从正面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这是一些缠绵动人的纯真爱情的颂歌。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再现了古老的习俗，古朴的人性。人们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他们信守着灵魂的天真。这是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灵魂世界。沈从文正是从这种原始民风里，找到了渴望的人情美。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向善的情感和道德，才是人性的本来。他强烈地渴望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复归人性的这种本来。沈从文创作中对人生美的探索，直到这里，才到达它的终点。与此相关，他总是哀哀欲绝地叙述着这些朴素人情美在现代“文明”潮流冲击下，不断遭到摧残的现实。从《边城》到《长河》，集中反映出这种倾向。《边城》描写的是一个尚未被时代风雨袭击，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宁静山村社会，在那里，浓厚的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统治并存。《长河》反映的恰是这个社会发展到三十年代的现实。这里，时代的飓风在猛烈地吞啮着古老的社会习俗，迅速地变更着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关系。“新生活运动”及其随之而来的种种欺诈、盘剥，象梦魇似地压在人们心头。作者说：“作品设计注重在‘变’与‘常’的综合，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无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长河·题记》）无怪乎作者在《媚金，豹子，与那羊》里，发出这样的慨叹：
地方的习惯早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女人也慢慢的象大城市里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摆脱社会权力、金钱、物质利欲对纯朴的人与人关系的污染，渴望按照人性本来处理人与人关系，选择爱，选择美。沈从文正是从这种湘西社会特殊的历史存在中，在现实与过去的对照中，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的。
作家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人性扭曲和人与人关系的恶化，怀着强烈的不满，于是向往着人类之初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们无法找到人生复归的科学途径。看不到欲达复归，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根除导致人性异化的整个旧的社会基础。他们只能寄望于所谓“审美教育”，即从教育入手，使人们普遍懂得区分美、丑、善、恶，从而倾心美与善，摈弃丑、恶，实现人性复归。沈从文的创作，正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使那些已成过去的“人情美”，“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长河·题记》），做为人与人关系“重造”的基石。显然，这只是一种无从实现的善良愿望。
沈从文这样说过：“一个人若真正有过用笔经验时，就明白任何高明论议，都无从根据它有效生产作品。”（《废邮存底》，见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天津《益世报》）沈从文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有着独特思考的作家，但他的作品的完成，却主要的不是根据这种思想认识，而在于他对作品所反映的种种人生形式的熟悉和恰当的艺术处理。沈从文的创作题材是很宽泛的，单一的为了适应题材的多样性，沈从文采用了多种创作方法，这里有忆往的写实，有浪漫的传奇，也有象征的抒情。它们以其不同的艺术风貌，给人以特征各异的美感享受。
《萧萧》、《柏子》、《丈夫》和《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创作是忆往写实的典型篇章。这些作品，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逼真地再现了湘西社会的历史真实。首先，这些作品着眼于湘西社会的特殊性，刻划了中国边远山村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种典型性，在于它是中国的，尤其是湘西的。《萧萧》、《柏子》、《丈夫》三篇小说分别描写了生活在卖淫制、典妻制和童养媳制度下的山村儿女的生活情态。这是普遍存在于旧中国社会里的三种罪恶制度。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同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然而《萧萧》、《柏子》、《丈夫》中人物的生活遭遇与命运结局却有着独特的方式。萧萧终于没有被发卖，更没有沉潭，甚至在锁呐声里还抱着新生的毛毛自得其乐；丈夫终于带着妻子回家；吊脚楼妓女怀着痴情，柏子也感到一种可怜的满足。这是悲剧，又是喜剧，读了令人啼笑皆非，诱人去咀嚼这复杂人生的全部哀乐。这种人生的特殊性是由湘西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恶性肿瘤与封闭的山村社会保留的原始民性绞结在一起的产物。沈从文创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始终紧紧扣住现实生活的这种特殊性，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其次，人物的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并未掺加作者的主观选择。这些作品分别塑造了萧萧、柏子、丈夫等艺术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一方面，他们在社会环境给他们安排的人生命运中挣扎，时代的大力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听任命运的播弄而不自觉；另一方面，他们又带着自身所属阶级的勤劳、诚实与热情，在各自生活的环境里，又有着各自的人生追求和自身的生命尊严。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正是结合着人物各自生活的特定环境，再现了人物性格的真实。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加以主观取舍。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说：“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自然便老老实实写下去。”与之相联系，作者的情感倾向自然地渗透在人物命运演变的如实描绘中，表现得十分隐蔽。他仿佛只是指给你看：喏，这就是人生，它就是这个样子。此外不置一词。在这类小说中，沈从文力图让现实客观存在自然透射出事件的内在哀乐，去叩击读者的心扉，诱导人们去体味，去思索，然后你便获得一种人生的严肃感。这时，你已经摆脱了事件表面给人的幽默或痛楚，领悟到人生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型范，从而转化为一种明晰的审美感受。
《月下小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表现出与前一类小说截然不同的审美特征。这些以苗族传说为题材的小说，全属浪漫的传奇。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类小说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生活真实，谁也没法断定。然而，积极的浪漫主义也并不要求生活的真实，它只要求艺术的真实，即从现实关系中提取出一种积极的理想追求，一种通过情感折射出来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沈从文上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在夸张的想象中完成故事。不仅人物性格描写按照作者的理想标准加以净化，对环境、氛围做了极度渲染，甚至人物的形体、相貌也做了夸张的处理。《月下小景》与《媚金，豹子，与那羊》里的年青恋人，在死亡来临之前，那氛围，仿佛不是死亡消灭了爱情，受伤的灵魂将去叩击地狱之门，反倒是爱情从死亡中获得自由，灵魂的翅膀将载着他们去赴天堂里为他们举行的婚宴。作者之意显然不在告诉人们，生活中的爱就是这个样子，而是在说，合理的爱应当是这个样子。作者通过这种构想的爱情的幻美，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为权力、金钱玷污了的人与人关系的丑恶。
《边城》、《长河》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是沈从文试图反映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寄托其人生理想的姐妹篇。《边城》写的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浪潮尚未大举浸入的封闭的山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荡着牧笛般清越和谐的音响，如果考察一下湘西地区的民俗，这确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做为小说主线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就孕育于这一特殊的民性之中。《长河》则着眼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其中更多地响起了时代的锣鼓。“新生活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完全打破了山村社会原有的宁静，封闭的堤岸已被现代“文明”潮流击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长河》再现了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真实。然而，《边城》、《长河》究竟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边城》在揭示人的社会联系方面，只写善，不写恶；《长河》虽然在善恶对照中展开故事，也总是时时以乡村幽默去冲淡和中和邪恶造成的惨酷。作者这样处理，是同他的理想寄托分不开的。他不愿让丑与恶去破坏美与善。他需要通过这种选择，从正面寄托渴望人与人关系改善的社会理想。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水云》，见《文学创作》一卷四、五期）因此，《边城》、《长河》与其说是湘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勿宁说是湘西社会历史演变和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象征。这确是象征的抒情。作品题名“边城”、“长河”，而不是“翠翠”、“吕家坪变迁”之类，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湘西社会人与人关系演变的历史观照。更为重要的是，这已不只是翠翠或滕长顺一家的悲欢离合，它隐喻着更广大得多的人生内容。因此作者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过去的痛苦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水云》，见《文学创作》一卷四、五期）朱光潜道破了这个秘密：“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示出从文自己这方面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见《花城》第五辑）歌德在谈及象征时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歌德谈话录》99页）《边城》、《长河》正是这样一种象征的抒情作品。
沈从文的创作并非完美无缺。在他众多的创作中，也远非同一个水准。尽管如此，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在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提到“乡土文学”，要在理论上确切地给它一种科学的界定，确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但它终是一种历史存在。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它也是许多作家致力探索的目标。《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的出版，对当前文学创作，无